我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命好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在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之时，罐罐打来电话问我在X县什么地方下车。他说他有车可以来接我！！！

 

忘记说明了，罐罐同志在我离开GC后不久，为了佳人离开GC南下广州，后来在智行基金会工作，负责援助河南受艾滋影响的学生。我们就这样由同事变成同圈子的人，世界就是这样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罐罐去广州那天，到火车站送行，还说上海或广州再见，却没想到有一天会跑到河南碰头。

 

其实，车到漯河前，我给罐罐发过短信问他认不认识上蔡的出租车，但他说他当时还在去SC的路上而且晚上要开会，所以只能我自己想办法。没想到在我被意外折磨得手足无措的时候，罐罐的会议取消了，然后给我这么好的消息。兄弟就是兄弟，见面送这么个大礼！

 

等到SC安顿好，已经差不多十一点。闲聊几句后赶紧休息。

 

后来的几天，河南下了场近几年罕见的大雪。不得不再次庆幸自己的好运——由于大雪，高速公路都封了，如果我晚一天从开封出发，肯定没法到SC，要不堵在半路忍冻挨饿，要不回上海然后抱怨自己大费周折赶那么远结果只做那么点事情了。

 

从开封到SC，的确是步险棋，不过却歪打正着走得精确。

 

天助啊。

 

一月，因为LWB的Amy要去开封，顺便想看看cuicui，所以，虽然临近春运，还是动身去河南，只不过这次比较折腾，先去封丘cuicui家，让他们和Amy碰头后再去HY。

 

因为Amy时间很紧，我带着cuicui一家到开封和Amy碰面，一切顺利。只是，见完面后已经是午后，时间很是尴尬。和cuicui会他们家吧，我不太愿意，一则他们太兴师动众太过客气，让我很不自在，二则工作做完闲着无聊很难受。可如果不和cuicui回去吧，即使能有车，到了sc也肯定天黑了。

 

想想还是碰碰运气，到长途汽车站看有没有车。从开封到SC每天只有一班车，还是早上六点半。我就问有没有过路车到驻马店到漯河到临近的地方都可以。售票员没有多说，递给我一张到驻马店的车票，下午五点多的。

 

心里咯噔一下，毕竟太晚了，转念一想只要到驻马店，即便住一晚也没什么问题。但到了停车场看到车，我一下子懵了——这是从开封到武汉的车，路过驻马店！再一问到不到驻马店市内，答复是在国道边上停。几点到，居然是晚上十一点多。

 

很多人问我到艾滋村会不会害怕，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安全是完全得到保障的。如果说有什么万一，这个“万一”的几率和我在上海可能会遇到“万一”的几率相近甚至更低，我没有理由害怕。但是，寒冬，一个外地人深更半夜在人迹寥寥的国道边是否安全，我没有把握。我真的害怕。

 

人在紧急情况下的潜能真的不可限量，我掏出地图研究汽车行走路线。平时看地图还要默念上北下南的人，差不多一两分钟就理清了路线。然后就不停问司机到这里几点到那里几点。当告诉我到X九点多的时候，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X我从来没有去过，但从地图上来看到SC很近，即便到时候打不到去SC的车，在X县城找个住的地方也不会是问题。这些小县城的治安往往比开封之类的城市要好。

 

车开出没多久，天开始下雪，越下越大。我暗暗着急，下雪天想在晚上九点钟找到个出租或三轮实在太难了。车到漯河时八点还没到，我不禁大喜，看来有望提前到X县。然而，好景不长，车子在漯河停了一个多小时——为了半路等客拉货。

 

我的希望就这样眼巴巴的被掐灭了，九点多，当车终于开动的时候，我欲哭无泪。

到HY后不久，HJ带着一群志愿者也来到HY，来河南这么多次，第一次有这么多人陪着一起工作，可以一起说说笑笑，谈谈无关紧要的话题，感觉真好！这是我心情最为轻松的一次工作。然而，好久不长，没几天，他们就出发去了别的县城，而C也出发去云南。L，曾经在周末陪我走家串户的，自从局势变化以后，再也无法取得联系……

 

一个人在村中游走，非常非常孤寂。

 

虽然，每次来村子，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人工作，但因为有C有L，心里总觉得有希望有寄托。我从来不奢望每次都有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一起做事，但心里一直会有这么群人给我依靠给我力量。然而，当C和HJ离开，L无法联系时，我走过很多遍的村子变得非常的陌生，整个人象垮了一样再也提不起精神——因为我知道自己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心理上都是孤单一人。

 

也就在那时，我体会到我们当地的志愿者是多么的艰难。 Humphrey拍摄的《河南义士》中，L说起她经常会觉得寂寞没有人理解时偷偷掉眼泪；C说每次有外面的人来都特别高兴，觉得终于有可以说话的人了……以前，虽然有些体会，但毕竟上海，虽然偶尔也会觉得孤单觉得没人理解，但终究还是有群可依赖的人。自欺欺人也好掩耳盗铃也罢，总归可以自己对自己说：某某是我的好兄弟，他们一定会支持我。

 

而在当地，虽然每天都在不停地说或者听别人说，但心底一直空荡荡的，四周都算是熟悉的脸庞，但却没有一个可放下工作放下任务放下目的谈话的人。这样的日子，一天已经让我难忍，可我们当地的志愿者，却这样走过一年又一年。

 

十二月的河南还没有冰天冻地，但我却觉得异常的冷。

 

 

工作忽然中止，我一下子没了主张，每天在办公室魂不守舍，坐立不安。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

 

LH的朋友在群里面说河南冷空气要到了，要大家多加衣服保暖防寒……看得我又气又急。我并不喜欢抱怨那些莫名其妙的阻碍，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说，他们也不过是执行工作而已，没有必要如此愤愤然。而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道德标准，完全不需要强求别人符合自己的规则。但是，我没有办法让自己不生气不着急，我们的冬衣赶在寒流寄出但却在寒流到来的时候不知踪影，而我，却只能窝在办公室干巴巴的看着束手无策，我情愿自己受冻也不要经受这样的精神折磨。

 

兴奋的消息还是有的。为两个孩子进行眼科手术的事情终于有了进展。有组织愿意资助孩子的手术费用，然而，当我如实说明两个孩子的家庭背景后，那个组织的合作医院拒绝手术，理由是害怕因此造成起他病人恐慌，影响生意。我简直哭笑不得，每天到医院看病的人一大把谁会注意其他人啊？再者，这两个是完全健康的孩子，从任何角度来说也不会有风险的。

 

不过各人各想法，经历过协助这类家庭的孩子进行心脏手术后，我已经习惯被拒，尽管据说医院这样做侵犯人权，可现状就是这样，必须得接受。

 

几经周折后，终于又得到消息说有医院愿意为这两个孩子手术，然而，想继续讨论详细问题的时候，却又没了声音。我就这样被扔上天又摔下地，现在居然还活着，可见我的生命力着实非同一般。

 

百般无聊的日子在tianya闲逛，碰到踢翻翻MM在为UFS招募志愿者，看到他们曾在艾滋村做过事情，又是专业做眼科的，赶紧加了MSN后诉苦。 踢翻翻帮忙联系了Yanan而后联系UFS在北京的合作医院。居然一切出奇顺利，医院很快就给了肯定的答复，并给出估价。

 

和孩子的家人联系告知这个消息后，又得知河南当地风声基本平息。所以打算北京手术结束后直接去河南。

 

 

 

 

尽管Tina做了隐藏包装，可还是被路边闲荡的村民看出端倪。每到一户都有看热闹的跟着，这让我非常担心。可我们的出行很顺利一直没有不必要的麻烦。终于等到周日学生放假半天，我把所有回来的高中生都叫到C家吃饭聊天，慢慢地，他们几个开始冒出一些英文单词回答Tina无穷无尽地问题：）我想也许在上海大家对我们的警告太多虑了吧。Tina离开前的那个下午，我带着她和几个高中生一起去县城买书和生活用品。

 

一路上，莫名其妙看到很多警车，Tina问为什么，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在县城，虽然依然有好奇的眼光，但没有围观更没有遇到某某部门的。在往LH赶的路上，我长长松了口气。

 

晚上在LH火车站，刚送走Tina就接到XY电话，让我赶紧回上海。因为在郑州开个全国性的什么艾滋研讨会，吴仪参加主持。为了“维护治安”，很多县城加强警力防备，阻止上访，严查外来人员和本地活跃分子……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忽然间往河南的火车票那么难买，为什么县城会有那么多警车了，为什么联系当地志愿者得到的答案永远是没法见面……我也冒出冷汗，在这风口上，我居然带着个老外嚣张地招摇过市……

 

我又努力尝试联系当地志愿者，依然没有消息。我们的冬衣，虽然赶在寒流之前寄出，但究竟在哪里，无从知晓……

 

我只得打道回府，在飞机上看到有个报道，大概意思是河南“抗艾”成绩显著，受到大力表扬云云。

 

呵呵。

 

 

 

 

十月国庆长假后，我们就开始着手收集冬衣。因为要去凤阳，我仅仅是给通讯组群发邮件，听天由命，寄希望出差回来后补救。但随后而来的衣服让我措手不及，从凤阳回来后，面对日益增高的“衣山”我目瞪口呆。由于开始新工作没多久，和以前做的内容相差太大，而且不停出差，很少有机会从事自己专长的“人口贩子”工作，志愿者的组织一直没能开展，所以很是犯愁那一大堆衣服如何收拾。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再次群发邮件并在几个论坛上发了招募帖，没料到一下子来了十六七个，还有专业打包的，计划两天的工作一天全部完成。所以，对于很多抱怨人情冷漠的言语，我总是不以为然的。我一直相信大多人都是热心善良的，只是没有适合的渠道和方式来表达罢了。

 

Interact也帮助收集了衣服，并且还为七个高中生筹集了一些钱，除了足够七个高中生到春节底的生活费，还能给每个高中生一百五十块买其它生活用品。我那时产生让河南的高中生和Interact成员通信的念头，一则他们都是高中生都是同龄人，应该有一些相同的话题。Interact成员来自全球各地，也会给他们一些书本上了解不到的各国风情文化；二则英文通信对提高英语有好处，而且和国际学校学生通信也不至于出现Chinglish。

 

十一月初，衣服全部打包寄出，还是蛮得意的―终于赶在冬天到来前寄出衣服，用不着和寒冷赛跑了。

 

算好衣服到达时间，我和Tina就赶紧出发。我们计划做的很好，哪一天到哪一天回访资助人，哪一天发冬衣，哪一天再调查新的高中生……

 

Tina很兴奋，这可能和我一直罗嗦那的境况那的孩子有关，而且，作为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能进村的少之又少。尽管我认为，一个外国学生进去不会有啥大问题，我也相信有关部门是知道我们行踪的，如果有麻烦躲也躲不过。但为了保险起见，Tina不仅穿着印有复旦大学的外套，带着她的学生证，还让学院开了证明。我请LH的朋友帮忙在LH安排住宿、包车等等。

 

但出行就不顺利，火车票根本买不到。这可是破天荒投一遭，售票处说好像郑州在开什么会，火车票卖得很快。我就更纳闷了，我是看新闻的啊，从来没有看到郑州要开什么重要会议啊。不管怎么说，行程已经定了，就坐了过去。

 

虽然我一直好运笼罩，一到河南当地雨就停了。但路还是不好走，又碰上车祸，从LH到村子五六十公里的路开了近三个小时。我快疯了！到了村子已经是中午，干脆直接到WJ家蹭饭。WJ手术后一个月就胖了八斤半，四十多斤的体重多了八斤半可不少，脸都圆了。我一兴奋立刻就给上海打了电话通报好消息，所有人都开心得不得了。

 

快乐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下周要去北京，然后再去河南，一切顺利地话，23号回来，嘿嘿，期间不一定能上网哦。谁要是想我尽可以慢慢地想～～～～～～

 

写东西是为了打发时间的，谁也想不到会扯这么长的裹脚布出来，而且还没说到11月去艾滋村的事。以后没得混了，估计可以卖字为生。因为能扯～～～

 

 家明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去医院，可以坦然的对医生说：我是HIV病毒携带者，请注意消毒，而医生和其他病人都能很平静、很友善。

……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所有的病人都可以站在阳光下，不管是怎么样的原因感染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取向，都能平等地享受生活和生命的美好。

  ……”

      这样的梦想真的很美，但之所以称为梦想也许还因为真的遥遥无期。大众对艾滋的无知有时真让我哭笑不得，什么蚊子传染，遗传、隔代传染甚至害怕电脑也会传染……然而，有时候大众对艾滋的恐惧却让人心酸……

 

我们打算资助村里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做手术，因为一直和S医院有合作，所以理所当然的把希望寄托在S医院上，毕竟长期合作的医院程序人员都熟悉，操作起来方便。可当我们告诉院方孩子来自感染者家庭但自己没有被感染时，主治医生恨不能不碰检查报告，虽然那个检查报告是Email过来我们打印的。毫无疑问，这个手术是没有可能在S医院进行的。听到他们这样描述院方的态度，我真的很胸闷，作为一个医生，居然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一个来自感染者家庭的健康孩子，那么我们对于普通大众还能报有多大的期望？我们怎么可能期望所有的感染者都能站在阳光下享受生活的美好？

 

因为AGAPE的帮助，我们联系上W医院。对于孩子的家庭背景是否告诉院方，我们是各执一词：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告诉，因为孩子是健康的，不要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而老板认为不告诉就是欺骗，说我们这样不对，应该说出来。我说我们只要保证自己不撒谎就行，我们这么做只是选择性的说出事实……拉锯了一段时间，终于还是选择不告诉院方，虽然老板一直说这样做太奇怪，但也毫无办法，我们谁也不想节外生枝。

可是W医院也真能狮子大开口，看过孩子的彩超报告，居然开价四万，理由是这是复杂性三联症，有没有搞错，四联症在S医院不过三四万,三联症倒是四万了……虽然我不懂医，但凭感觉也知道这个没理由的。然后开始痛苦的谈判，又搬出Agape救援，给的答复是：根据这个报告预算两万五，具体的价格要根据W医院自己的检查结果才能确定。母子俩坐上火车到了医院做完检查，医院居然又开价3万，理由依然为这是个复杂性三联症。我彻底崩溃，这招实在太狠，把人弄过去在慢慢耗……继续谈判，最后终于两万二成交。现在的医院啊……

 

在W医院遇到另外一对来自温州的夫妇，他们两个都只是打工维生，可爱漂亮的女儿却是先心，而且非常复杂。夫妻俩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花光了所有的钱，但是因为孩子的病情太复杂没有医院敢接。他们问我能否帮忙，可我也是毫无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联系北京的朋友陪他们去安贞医院试试。后来听说安贞医院也不敢接……

 

有时候真希望有魔瓶，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就拔开魔瓶的盖子，跳出个怪物帮忙，多好。可惜，生活永远不能十全十美。

 

孩子的手术很成功，当他离开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后，我就出发去了河南。

 

 

  因为L的关系，我很顺利地去了阳光家园，这是个充满争议的地方，一方面，政府把这里作为他们关心艾滋家庭关系艾滋孤儿的表现；另一方面，民间人士普遍认为军事化管理没有人性，而且把这么多遭遇相似的孤儿聚集到一起可能会增加他们对社会的仇恨。阳光家园的硬件设施真的是好的没话说，和当地的正常生活水平比起来我甚至觉得是奢侈。我倒是希望不要盖得这么豪华，多盖一些就成，但也许条件差一些，又会被骂做虐待孤儿什么的，而且面子上也不好看，谁知道呢，呵呵。

 

　这里原先是四十多个孩子，所以我们只准备了差不多50个苹果。可是一进阳光家园，L就发现好多好多不认识的新面孔，一问才知道我们来的前一天又进来六七十个孩子，一下子成了一百多。只有托里面的工作人员又去买了一些才罢。我并不认为这里的环境会让孩子增加对社会的仇恨，因为他们实在太小了，一个苹果就能让他们很开心。我也不认为阳光家园是地狱，毕竟这里为孤儿们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场所。

 

民间呼吁的家庭寄养固然是最最理想的方式，但一般来说，村民们不到孩子的父母双亡叔叔伯伯爷爷奶奶也养不起的情况下，都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孤儿院。即使这样的情况，我在一个阳光家园就能看到这么多的孩子，虽然新来的六十多个以后会搬到另一个阳光家园，或者说我很“幸运”的走了一个地方看到两个阳光家园的孩子，但谁能想象依然在“家中”的孩子又会有多少？如此多量的孤儿，而且还是因为被大多人视为瘟神避之不及的艾滋致孤孤儿，找到合适的领养家庭又谈何容易？！

 

 另一方面，我对于当地政府不允许外地领养孩子也无法理解，很多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用复杂的手段进行，何况压根不能解决问题。防民之口，在现在这样的时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

 

我和L正打算着离开，一个女孩子迎面走来和L打招呼。L介绍说MM初中三年都是生活在这里的，学习成绩很好，今年考上了二高。MM告诉我们因为是星期天学校放假，所以“回家”来学习。她的寒暑假也一直在这里过，虽然现在阳光家园没有她的床位，但可以和别的姐妹挤挤。阳光家园不仅交她上高中的学费，另外每月还给120元的生活费。所以，不管怎么说，阳光家园也确实让一些孩子得到切实的帮助而不仅仅是个形象工程。

 

MM穿着双大拖鞋捧着一堆书，因为前一天天气很凉，我们在村里遇到QG小丫头由于没有鞋子也是穿着拖鞋，所以我知道MM和QG一样没有鞋。我说刚好我要去买鞋，一起去，还要其它东西也告诉我们。MM坚决说什么也不缺，我问你是不是还没有书包？她说在学校住校不需要书包……这些孩子……

 

L告诉我这里的孩子很懂事，他们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有的孩子为了省下从学校到家的一块钱车费，无论风雨，全是走四五公里路回家的，即便父母给了钱也不花。这样的故事我后来听了很多，当富裕地方的孩子比吃比穿比零花钱的时候，这里的同龄人正努力节省着每一块甚至每一毛钱。

 

 我带着MM去了县城最好的商城，这个最好的商城，在我眼里和我们乡镇的商场差不多吧，最贵的是鞋是八十多块。MM看着这些鞋子始终不伸手挑一双，她说这里的鞋子太贵，不想买，她只要十多块一双的就可以。我说我并不是想给你非常好非常好的东西，我也给不了，但我想买双质量好一些的鞋给你，不要一两个月以后又没有鞋子。MM这才挑了一双也顺便帮QG挑一双。挑好鞋后，MM一定要我给她在商场拍张照，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来这样“好”的地方。

 

结账的时候，女老板说因为在电视上见过L，知道她志愿为艾滋家庭做事情，自己也很想加入就是太忙没有时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那么头疼的挑鞋子时L却和女老板聊得热火朝天。

 

 女老板正和我们闲说着，猛地扭过头叫营业员拿几双凉鞋过来让MM挑，她说送双给MM，算是心意。我和L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礼物，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连说谢谢。

 

当天我daily report的题目是‘Somewhere and Sometime,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that surprises us, moves us and encourages us’。其实就是这样，很多人总是以为我付出很多，而实际上我收获的比付出的要多得多：我的生活中经常充满这样的感动和惊喜，当很多人抱怨人情冷漠社会黑暗的时候，我的生活里却时常进行着如此多美丽的故事，我的身边也有着如此多善良的人们。还有什么比这些收获更重要呢？

 

我给艾滋项目取名“滴水之援”，灵感源自特蕾莎修女的“我们感到所作的只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这汪洋总是少了一滴水。”当然还有滴水石穿积少成多之类的意思。项目实施的方法就是通过物资援助收集当地信息。所以九月，我再次去当地，给我收集的那些家庭发放奶粉和豆奶粉。

 

刚进C家，就听到炮竹响，不知哪一家的田里又要多一个坟头了。C告诉我，就在我离开的这二十多天里，村里死了六个，四个大人两个孩子。C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想也没想，立刻拒绝。

 

因为我进村之前，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雨，村子里的路压根没法走。这倒给了我时间去启明基金会的村图书馆看看。对于启明的这个图书馆，众说纷纭，持支持态度的不过认为有总比没有要好；而不支持的人则认为村图书馆不会有太多人光顾只会让少数人受益、捐来的书未必合适等等。一开始，我也以为启明图书馆面向村民，以农业科技书为主，所以对其态度也是不置可否。但是，当我看到图书馆大多是青少年读物，而且借书登记本上有非常多孩子的借书记录时，我没有理由不支持这样的图书馆。这里的初小都没有图书馆，而启明图书馆的出现，满足了多少爱书的孩子的渴望。

 

在借书登记名单的最后一行，我看到借的是本《高中英语辅导》，这让我很惊喜，因为一直以来我获得的信息是这里的高中生凤毛麟角，连C也说不清楚，想不到这里被我抓到一个。我请图书管理员带我去这高中生家了解情况，顺便推销一把我们还在酝酿中的“初三高三”计划，即明年起为贫困家庭的中专、大学入学新生提供学费。认识了一个高中生，要打听到其他高中生就不再困难。我被告知这个“村”有六个高中生。

 

走访的第二个高中生K，父母都是感染者，哥哥成绩虽然不错，但辍学去广州打工，将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K很腼腆象女孩子，但他的眼睛里面藏着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东西。当他给我算着他每天的生活费时，我差点哭了出来。早上馒头中午面条晚上馒头，日复一日如此而已。我并不是不知道还有很多孩子过得更辛苦，只是我看到K就不由得联系我那缺油少营养的高中生活。我知道其中的滋味，也就不能面对别人重复这毫无意义的辛苦，何况，是在十年后，是在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后。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说的“村”和我理解的“村”是不一样的。他们说的是自然村，而我认为的是行政村，这个行政村有四个自然村，也就是整个行政村有更多的高中生。

 

真的很有冲动去收集村里所有高中生的资料，但我不能放弃自己此行的目的。两天后，虽然村里大大小小的路依然泥泞，但已经可以应付着走，我也开始自己的营养品发放。

 

任何事情都有容易的做法和困难的做法，我选择了困难的那一种――上门派发，因为这样我可以更多的了解每个家庭的情况，虽然很慢很没效率也很耗体力。

 

让我很惊讶的是，这里的村民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一点关于感染者和艾滋病人营养方面的知识。一提到营养，村民立刻和昂贵的费用联系到一起，他们不知道多吃一些豆制品、海带、西瓜、黄瓜、大蒜等等可以增强免疫力，也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虽然这个村子进进出出的外来人不计其数。有村民说这些外来的人从来不和他们说话，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的。其实，关于这个村子我也听说了很多传闻，什么素质很差很刁不讲道理等等等等，也有人提醒我不要和“不相关”的人说话，但我就是不能明白如果都不能平等的看待村民，又怎么能用心地为他们做些事情呢？

 

到HYL家的时候，老人的小儿子刚从医院回来，因为曾募过款给他，也算是老熟人，就聊了蛮久。不知怎么说到“初三高三“计划，老太太在旁边插话说他们家二儿子的女儿在一高读高二呢。赶紧带我去了老二家。

 

老二夫妻都是感染者，儿子CD4只剩两三百，妻子一百不到。说明来意后，聊了没几句，MJ妈妈就哭了，她说他们的房子就是靠卖血盖起来的；她说MJ姐姐成绩也好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到广州打工；她说MJ好几次不想读书要出去打工赚钱养家……站在用生命换来的房子里，看着满墙的奖状，倾听着这样的诉说，于我，是件残忍的事。

 

我不能答应太多，但是，我告诉MJ她一定不能想着退学，一定要把书读完，我也一定会帮她解决生活费的问题。

 

MJF的妈妈刚巧在他们家串门，所以很凑巧又认识了另一个高中生。MJF家是整个村子里为数不多的两层楼房，如果完全建好应该非常的舒适，只是现在男主人已经过世，MJF妈妈CD4还剩三四百，他们的女儿现在十六岁，两年前尽管成绩优异，也只能无奈辍学去广州打工，儿子今年考取一高。我问MJF妈妈能否让她女儿回来读书，她挺高兴，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那么年幼的孩子在外面那么辛苦的活着。

 

我在村子里的七天，炮竹响了三次，人，又少了三个。

  

 

因为John的介绍，认识了Frank。辞职后的第一天，在家里赶紧修改报告发给Frank，希望HQF能接受这个项目，当然我也表明希望自己能全职作这件事情．

 

有些事情真是天注定，我发现HQF离我住的地方居然只是步行五分钟而已，所以第二天，通了电话见面吃饭．Frank说你明天就过来上班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我居然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可是……可是为什么这么快？才两天而已就定了？！我还想休息一段时间的。

 

　　8月1号正式上班，2号晚上去河南给徐老太的盖房当监工去了。

 

　　徐老太四个儿子，曾有个大家庭，二十口人，而今老伴感染者过世，老太自己也是感染者；二儿感染去世，儿媳感染，三个孩子；三儿夫妻过世，留下四个女儿，大女儿今年十八岁，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了，小女儿感染；四儿夫妻过世，留下一对儿女，儿子感染。四儿的两个孩子由老太的大儿子领养，老太太领着三儿子的几个孩子生活。

 

　　她们那是否可以称为“生活”我不知道，有人觉得很正常，说很多贫困地区的人都是那样过得，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四个人挤在十几个平方摇摇欲坠的“房子”里。

 

　　建房第一天孩子们对我这个陌生家伙爱理不理，问两句答一句，好不郁闷。而且，我对当地的方言还不适应，特别是老人讲得方言，好难懂：（　我说话又总是太快，有时候他们反应不过来。只能半蒙半猜的聊天，听老太太讲他们的生活讲医疗多么的贵等等等等。还好我从来没有见过盖房，很有新鲜感，走来走去，东拍西拍，自寻其乐。第二天开始一切转变，孩子们发现居然可以在相机上看到他们自己，都兴奋得不得了。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他们真是好的模特，害的我好长一段时间都为自己的那些照片自鸣得意，以为自己很有摄影天分呢。

 

　　回来后，和Humphrey说特别希望能有一部让外人觉得当地有希望的DV，《好死不如赖活》打动了很多人，但是我却没有能看完，我受不了影片的气氛，如果《好死不如赖活》表现的是艾滋村的普遍景象，我想我永远都只是做外围的支持者。而我的一些朋友拒绝介入艾滋村领域，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不了那么悲惨的画面。

 

　　Humphrey支持我的想法，但问具体思路我却没有。我海阔天空的设想是一开始展现艾滋村的“特征”－农田里大片大片的坟墓，然后是一个葬礼的场面，再然后就是日常生活－大人们聊天、孩子们追逐游戏、女孩子们用指甲花包指甲、学校里面上课……不需要任何的表演，只要如实记录就可以。然而如何记录如何表现“希望”，我不知道。

 

　　而且后来证明，我压根没有勇气去面对葬礼。

五月，我到S组织工作，之所以选择S组织，最主要原因是这里有很多自驾车爱好者，盘算着能找几个志愿者送物资。然而，我这样死脑筋的人，实在没有办法将就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环境为着一个不喜欢的组织做事。虽然用在S组织可以找到合适的志愿者这样的想法，但终究每天过得不自在。

 

为村民的麦收募款让我觉得每天的生活还算充实。一天我整理募款资料被S组织的发起人LX看到，他劈口问我这种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的事情做了干吗？这样的问题让我始料不及。我知道LX创建S组织的目的是为了钱和名，芝麻大的事情也一定要通报媒体，而在当时情况下，为艾滋村的所有工作我是要求拒绝任何媒体报道的，所以我很清楚LX不会参与这样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号称是公益组织的发起人，一个曾经去过艾滋村的人，一个口口声声要为艾滋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人，居然会问出那样的问题，不知是该冷笑还是痛哭？！

 

7月下旬我离开S组织。当时非鱼正引诱我去NGOCN工作，说实话，那份工作从职责描述上来看还是蛮有趣的也算是我的强项，而且，云南也算中国NGO的一个圣地，在那里应该会不错。但如果去云南，家里的压力会有多大我无法想象，而且，经历过家园的那番风雨，我也没有太多的勇气单枪匹马闯云南。至少，在上海，如果再遇到类似家园的事件，我还能找到人倾诉还能觉得有安全感，而云南，一切从零开始，所有的苦只有自己吞，我能承受么？

 

所以，我就盘算着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重新修改四月的艾滋援助计划，然后给这个项目找个婆家，如果这婆家能够连人带项目一起收留，那是最好不过。如果只收留项目，那我就去云南，这样也算对自己的四月之行有个交待。

 

曾经google到一条新闻，文章大致内容是说艾滋村是个美丽的农村，在描述了村庄的田园之美后隆重赞美了政府在疫区的种种丰功伟绩。

 

如果只是在村子里转一圈，一定会同意那位记者对村庄的定义“一个美丽的农村”；如果不是麦田里满目的坟墓，一定不能想像在这看似平静的村庄，已经有三百多人在艾滋的折磨中死去；如果没有倾听村民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又怎能知道他们的心里印下多少的创伤？！

 

走访的第一户没人，因为户主被送去了医院。据说这里被送去医院还能回来的算是奇迹，而这户人家，妻子感染去世，留下一个老母和四个孩子其中三个是弱智；第二户丈夫感染者外出打工，三个孩子年纪还都十来岁的样子，家里的厨房就是屋檐下面一个土墩上面一口锅；第三户老人自己感染者，另外一个儿子一家三口全是感染者，老人说他们这里地都是好地，就是没有技术，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任何的农业技术传到这里；第四户人家是一个老太太带着两个孙女，小孙女长得胖胖的看上去很健康，几个月后这个小女孩病发死在医院的长椅上……

 

回上海后，YD问我第一次到艾滋村的感受，当时正逢“抗日”游行，我说我觉得我心理有些不正常了，看到召集游行帖里面让大家准备西红柿和鸡蛋我很愤怒！看到别人浪费就想教训人！我知道自己这样不对，但是我控制不了……YD说他第一次去也是，回来后做恶梦，去多了也就好了……

 

我说但愿吧。但在那一两个礼拜里，我一直无法平静，总是莫名其妙的把很多事情和当地联系起来，然后对身边的一切不满……别人关心当地的情况，可我就不想说话，恨不能世界就我一个人，可真是一个人呆着，心里却有个东西堵着，不知如何发泄……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些神经病了。

 

我有心理准备那里很“惨”，但是我没有想到这种“惨”并不是图片上看到的那样的惨，而是大片的掩藏在平静生活下的惨――蹦蹦跳跳活泼调皮的孩子，无法知道哪个感染HIV；今天还在聊天说笑的人们，不知下一次是否还能看到同样的面孔；踏进农户家门，最初看到的永远是遗像……

 

我有心理准备这里“穷”，但我也没有想到一个地区可以这样的穷――无论村干部还是平常百姓，都是家徒四壁；一天三餐永远是馒头面条馒头；炒鸡蛋是招待客人的大菜；“因为生病所以舍得花钱”，这“舍得花钱”就是一年多吃几次肉……

 

我是那样的绝望和无助，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无济于事。“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句我最喜欢的话也显得很苍白，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不能改变的一切。

 

一两个礼拜后，我逐渐平静下来，重新思考自己的河南之行整理自己的项目计划书。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地方但决不是毫无希望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孩子！为了这些孩子，我们没有理由绝望或者放弃。

 

 

罐罐的哥哥是麦德龙的中高领导层，UPS大陆区的经理答应项目启动后联系UPS在内地的合作伙伴帮忙，而收集旧衣服更不是问题，一切似乎很顺利，但忽然接到消息说山东那不允许外界进入，和我们联络的基层人员也被调动了工作……

 

而我，也为家园那不知什么名堂的斗争搞的心力交瘁。春节前，我成为了无业游民。

 

说不清自己对上海的感觉，一方面很不喜欢这个城市的气氛，另一方面也很舍不得那帮朋友。失业后那段时间真的很彷徨，不知何去何从，挑了几个工作不是被拒就是杳无音信，挑了我的工作自己却又不喜欢……就这样无聊的混了一两个月，决定去趟河南。当然了，为什么是我去这个肯定是鄙视罐罐的。这厮自从跟微风甜甜蜜蜜以后，就开始两耳不闻窗边事，一心只为陪佳人了。

 

不知是我运气好还是当地本身就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糟糕，从火车站到长途汽车站从长途汽车站到村里，一路虽然折腾，但没遇到偷抢之事，更没有见到有人打着感染者的旗号干着抢劫什么地勾当。

 

太多的报道和图片，使我想象艾滋村应该是个很凄苦的地方－骨瘦如材的感染者、孤苦伶仃的孩子、萧条死寂的村庄……

 

我一进村庄，最多的就是孩子，满村乱跑的孩子，村口站着很多大人在闲聊。没有愁苦的感染者也没有痛哭的孩子……

 

　如果不是知道这是个重疫情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农村，仅此而已。

 

 

 

 

　　　　　　　　　　　　　　前面的话

 

我的工作被迫暂停，何时可以重新开始遥遥无期，而这几天老板出差，所以倒是闲得很，老是看牙疼妹妹发病也怪无聊的，所以不如写写离开家园后的经历，也算弥补没有中文报告的缺憾。

但是这文字能写多久无法知道，而此时的情感和当时当地的感觉是无法比的，最终会不会和《又是一年感伤时》一样虎头蛇尾也无可奉告：）

姑且试试吧，有些文字总比没有好：）

 

　　　　　　　　　　　　　一

 

第一次听说艾滋村应该是大二大三，那时候到处传说“扎针事件”，可只是传说河南有村子都是艾滋病，然后不知为何村民要报复社会，就流窜到天津北京等大城市扎人，而且专挑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扎，但是这些人怎么感染艾滋的没个说法。我没有道理的感觉不可能哪个村子都是艾滋病，而且也自知不属于漂亮那一类型，所以对此消息也没太在意，权当谣言听听娱乐一下。

 

03年的茶会，HJ跑来做了个关于艾滋村的讲座，可惜我没去，但问了参加的人，都说很震撼很吃惊，害的我后悔不已。幸而随后在北京遇到HJ，遇到好脾气的人就是幸运，HJ给我开了小灶，重述艾滋村的事情。

 

卢广的照片让人吃惊那样一堆骨头居然是“人”，从此在我的脑海里艾滋村就是悲苦凄惨的象征。在家园的时候，借着负责环保项目，打着环保的招牌收了几次冬衣发过去，更多的无暇顾及。

 

04年11月，罐罐从山东曹县回来，在报告最后他这样写：

 

“很抱歉我写的很不好。对我来说，写这个东西是很痛苦的。一方面脑海中总是出现这样的场景；另一方面，我又没有办法把我的所见所闻，描述给大家，让大家能感同身受。那些生活在地狱，生活在阳光普照下的地狱里的人，让我自己有一种罪恶感。我本来并不知道怎样来表达这种感受，幸好这次出行带了一本《哈维尔文集》，里面的一段话最贴切不过：

 

‘这些都还不是问题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少对这部机器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而当时，罐罐最想的是给曹县艾滋村的村民捐送生存最基本的衣食，这点和我有些不谋而合。因为我就是这种没有远大理想的人，只想做些小事，简简单单，开开心心。

 

就这样被罐罐拉下了水。